波恩會議中心內，發展中國家代表舉起“1.3萬億美元不是選項而是生存必需”的標語牌，而發達國家談判席上的文件封面仍印著“財政約束”的灰色水印。
2024年6月13日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六十屆附屬機構會議（SB60）在德國波恩落幕。這場為期兩周、聚集198個國家和地區6000余名代表的會議，本應為年底的COP29奠定堅實基礎，卻在關鍵議題上陷入深度僵局。當會議主席敲下閉幕槌時，氣候融資新目標（NCQG）的談判文本仍保留著167處方括號——這些未決的爭議點如同裂痕，折射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正義上的根本分歧。
一、氣候融資：南北鴻溝下的萬億困局
新集體量化目標（NCQG）談判成為風暴中心。發達國家提出每年3000億美元的融資方案，而發展中國家堅持1.3萬億美元的最低需求——這相當于全球軍費開支的60%。
談判卡在四大結構性矛盾：
資金規模：發達國家以財政壓力為由削減援助，卻未提及IMF測算的全球化石燃料補貼高達7萬億美元
出資責任：美歐堅持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納入出資國，無視《巴黎協定》確立的“共同但有區別責任”
資金分配：最不發達國家要求損失損害資金占比不低于40%，遭歐美以“擠占適應資金”為由拒絕
資金形式：發展中國家要求80%贈款形式，但現行融資中貸款占比達70%，加劇債務危機
更嚴峻的是執行危機。盡管發達國家2022年才兌現2009年承諾的1000億美元/年目標，卻已急欲用NCQG取代該機制。非洲集團談判代表直言：“這如同要求溺水者先簽還款協議再拋救生圈”。
二、碳市場博弈：避免排放爭議與透明度突破
《巴黎協定》第六條談判在技術層面取得有限突破。經過兩年拉鋸，各方終于同意將“避免排放”類項目排除在碳信用機制外。這意味著通過禁止化石燃料開采產生的“虛擬減排量”不得進入國際碳市場。
這一決定封堵了重大漏洞：若菲律賓主張的避免排放方案通過，全球或新增300億噸低誠信碳信用，遠超當前年排放量。
在透明度機制上亦有進展：
建立碳交易信息保密審查準則，限制各國隨意標注機密信息
要求6.2機制（國對國碳交易）披露授權書細節及價格信息
授權秘書處制定技術專家行為規范
但核心分歧未解：歐盟主張對每筆碳交易實施“實質性減排評估”，而發展中國家擔憂此舉將大幅延遲項目審批。最終，包含所有爭議選項的文本被打包提交COP29。
三、全球適應目標：指標框架初現雛形
在全球適應目標（GGA）指標制定上，會議取得實質性推進。各方就篩選標準達成共識，要求指標必須具備科學可比性、數據可獲性、區域適用性三大特征。
工作組提出四套方案：
1.兩套自愿指標（全球+國家層面）
2.單一全球適用指標
3.衡量集體進展的整合型指標
4.暫不設定（空白選項）
技術機制創新成為亮點：將組建跨學科專家小組，成員覆蓋氣候脆弱區代表，且女性占比強制不低于40%。這些專家將協助評估指標有效性，尤其關注小島嶼國家特有的鹽堿化、淡水透鏡體破壞等特殊風險。
四、化石燃料議題：科學警訊與政治沉默
會議期間，科學機構連續發布三項警報：
1.全球連續12個月刷新高溫紀錄
2.未來五年升溫暫超1.5℃概率達80%
3.氣候災害年損失將達38萬億美元
與此形成諷刺對比的是，議程中未設化石燃料專題討論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不得不在場外疾呼：“應立即禁止化石燃料廣告，如同當年對待煙草”。
航運業成為唯一亮點：國際海事組織（IMO）宣布2050年實現凈零航運的路線圖，要求船舶2030年前采用5%零排放燃料，并建立船舶碳強度分級制度。但這一行業自主減排案例未能激發更廣泛的化石能源討論。
五、多層次行動：城市氣候聯盟的崛起
當國家層面談判僵持，城市氣候行動展現新動能。前溫哥華市長GregorRobertson被任命為CHAMP城市特使，領導72國落實“多層次氣候行動伙伴關系”。
數據顯示：
加入CHAMP的1.3萬座城市若全面落實氣候計劃，到2050年可年減24.65億噸CO₂
相當于德國+日本+英國年排放總和
可填補《巴黎協定》目標所需減排量的15%-20%
城市含量（urbancontent）成為衡量國家氣候承諾的新標尺：中國、哥倫比亞等發展中國家在國家自主貢獻（NDC）中突出城市減排章節，而美日歐等高度城市化國家反而弱化此內容。
波恩會議中心的玻璃幕墻外，青年氣候觀察員將167個標有“未決議題”的紅色氣球放入萊茵河——每個氣球代表NCQG文本中的一處方括號爭議。當這些象征談判僵局的標記順流而下，聯合國執行秘書西蒙·斯蒂爾的警告在會場回蕩：“別把最艱難的工作留到最后一刻，氣候災難不會等待外交程序”。
非洲力量轉移組織負責人MohamedAdow的批評更為尖銳：“發達國家的拖延戰術實則是系統性氣候背叛”。在通往巴庫COP29的路上，1.3萬億美元的資金缺口仍是橫亙于氣候正義前的深淵——這不僅是數字之差，更是百億脆弱人群生存權的價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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